营业部里，一位做了二十年的老交易员扫了一眼屏幕，说今天不接。我问依据，他摆摆手，说不上来，就是不对劲。后来读克莱因《如何做出正确决策》才明白，他做的是极快的检索。
专家在高压下的决定，多数不是把选项摆开来比，而是认出"这局面像哪一个"，直接调用那一次的做法。
克莱因研究的都是没时间列清单的人。书里那位消防队长进屋扑火，忽然觉得不对，下令撤出，几秒后地板塌了，火在楼下烧。他能说清的只有几条很弱的线索，凑在一起，想起一个相似的场面。
所谓直觉，本质是模式库被完整调用了一次。
更让我在意的是那位护士。一个早产儿指标都在范围里，她就是觉得孩子看着不对，要求复查，最后查出一个还没发作的感染。…

上个月有个客户问我，量化是不是失效了。他说得挺有道理：超额回撤了大半年，模型换过两轮，还是跑不过指数。我听完了，脑子里浮出来的却是另外五个字——这次不一样。
真正伤人的亏损，很少是从看错方向开始的，大多是从"这次不一样"开始的。
书里那张长表，最值钱的地方不是结论
莱因哈特和罗高夫把能查到的金融危机、主权违约、银行挤兑排成一张横跨几百年的长表。他们想说的其实不是"危机总在重复"，而是危机之前的公开话语几乎一模一样：这一轮的结构变了，杠杆变得可控，风险被分散到了看不见的地方。他们把这种自我说服叫"this time is different"。…

读到埃利斯讲业余网球和职业网球是两种运动那一段，我把书合上。他说职业选手的分是自己打出来的，业余选手的分几乎全是对手双误、下网、出界送的。他接着补了一句，投资也是后者。
在这个市场里，赢往往不是做对更多，而是犯错更少。
先分清自己在打哪种比赛。
这个网球类比不是他原创，最早出自一位物理学家写的小册子，埃利斯把它借过来，是因为结论太扎人：业余赛场上，绝大多数分死在失误，不在制胜球。我盯盘的时候一直以为对手是"市场"，其实对手是隔壁那位也在看盘的人——我不需要比他聪明，只需要比他少犯一次手痒的错。
我的账本告诉我，赚的钱跟我的动作关系不大。…

索普在书里说，他第一次进赌场，不是冲着赢钱去的，是去验证一件事：一副牌发到后半程，剩下的是大牌多还是小牌多，能算出来。读到这句我停了一下——我盯盘盯的那部分，恰好是算不出来的那部分。
赢家不靠猜对结果，靠的是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赔率，然后反复下注。
他赢的钱，是结构给的，不是手气。
算牌的关键不是预感下一张出什么，是等一副牌的构成偏到对自己有利时，再把筹码加上去。优势先被量出来，才轮得到下注。我下单的时候凭的是“我觉得会涨”，这笔的胜率多少、赔率划不划算，一个字都说不上来。
下注大小，才是真正决定生死的地方。
书里用凯利公式回答的是“该押多少”，不是“押哪个”。…

穆来纳森和沙菲尔在《稀缺》里给了个不太好受的说法：长期缺钱、缺时间的人不是变笨了，是脑子里被占的地方太多，剩下判断的空间不够。读到这句时，我账户里正有一只票套着三成。
稀缺吃掉的不是钱，是余闲，而余闲才是判断发生的地方。
管窥：视野会被最近的那件事整块收窄。
缺什么就被什么吸住，当下不紧急、却更重要的事自动被忽略。那两个月季报什么时候出、别的持仓结构有没有走坏，一件都没进过脑子。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"我在盯盘"，其实是眼睛在很窄的视野里来回走。
带宽税：稀缺会直接扣掉可用的脑力。
书里有个实验：让人先想着钱的问题再做题，成绩明显下滑；不想钱时，题做得挺好。稀缺不是影响心情，是把运算能力挪走了。…

达利欧在书里承认过一次误判：1982年他公开断言美国经济要崩，结果市场走的是反面，公司裁到只剩他一个人。
债务危机的规律可以读懂，但读懂规律的人，仍然可能输在时间上。
真正危险的不是负债，是负债的速度。
书里把债务周期讲成一台有规律的机器：借钱能提前买下现在买不起的东西，只要收入涨得比利息快，这台机器就一直转；一旦还本付息开始吃掉收入的增速，方向就变了。我按这层重看过自己吃过的一次亏，问题出在我只算了这笔钱还得起，没算它每个月要占掉多少现金流。还得起是账面问题，扛不扛得住中间的空档，是能不能留在场上的问题。
去杠杆只有四种办法，每一种都有人付账。…

前年有一阵，我盯着一个板块的成交，越看越不对劲：价格在往上走，可每涨一段，讨论它的人就多一层。我本来只是路过，看了三天，居然开始替它找理由。
席勒在《非理性繁荣》里写的事，我那次亲手演了一遍：价格不是消息的结果，价格本身就是消息。
涨，会自己制造继续涨的理由。
书里管这叫反馈环路。价格往上，把原本观望的人吸进来；进来的人一多，成交放大，媒体又有了可写的东西；写出来的东西再喂给下一批人。席勒甚至给它起了个不好听的名字——自然发生的庞氏骗局：没有人策划，每个人都在做对自己划算的事，合起来却成了接力。人不是不知道贵，只是习惯拿最近的价格当尺子，于是贵这件事能一路往后传。
我吃过两次亏，方向正好相反。…

去年有人问我，都跌成这样了，为什么不干脆把仓位一次性补回去。我说再等等。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，价格在低位来回磨，成交越缩越少，我始终没动手，说不清自己在等什么。
逆向最难的地方不是判断便宜，而是判断自己站在人群的哪一边。
邓普顿给的答案，是把情绪换成一把事先定好的尺子。
他在书里最有名的一句是，行情在悲观里出生，在怀疑里长大，在乐观里成熟，在亢奋里谢幕。可真要下单的时候，他从不猜哪一天最低，只做一件笨事：把一家公司的价格和它多年挣到的钱放在一起比，够便宜就买，越便宜买得越多，然后拿着。这不是胆子大，是把决定权交给一条写下来的标准，而不是交给心情。
这条路我错过两次，错的其实是同一件事。…

去年我给自己的一句市场判断打了包票——某个方向"短期不会回头"。半年后回头看，我既没记下当初为什么这么想，也说不清到底是对是错。翻菲利普·泰特洛克的《超预测》，卡住的不是判断本身，是我从来没给判断留下一个可以被打分的痕迹。
预测的水平不取决于脑子，取决于有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在变好还是在变坏。
泰特洛克把"天赋"换成了"过程"。他组织的那场长期预测竞赛里，赢家不是学历最高、信息最多的人，而是一群愿意把判断拆成小问题、给每个判断标上概率、再老老实实等结果的人。他们最大的本事是改主意——新证据来了就挪数字，不觉得那是丢脸。这跟我过去把"坚持"当美德的做法，正好相反。…

上半年有一笔交易，我把过去十几次同类机会的胜率列了一遍，算出赢面不小，结果一次极端行情把前几笔的利润一起吐了回去。翻彼得·L·伯恩斯坦的《与天为敌》，问题才浮出来：我算的是历史，赌的是未来，中间隔着一条没有数据的路。
概率描述的是过去，不是明天。
这本书最让我不安的，是它把"风险"和"算不准"分成了两件事。伯恩斯坦从赌桌讲起，把"运气"拆成可以计算的频率，人这才敢对未来说话。可那些分布全都来自已有样本：样本够厚，它是规律；样本够薄，它只是把有限的记忆包装得体面些。我那十几次记录放进一年几百个交易日里，本身就是个很薄的东西，拿它推下一次，等于默认这次和过去是同一种局面。…